摘要：他（邹贤敏）的这种现代意识还表现为对新生事物的特有敏感。洪镇涛“学习语言”论的理论突破价值，余映潮“教例品评”的教学实践价值，吴泓老师的“精神与言语共生”的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价值，都是他率先发现并大力予以举荐的。
邹贤敏先生从教45周年的后十余年，一直担任《中学语文》的主编、顾问，与《中学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现代意识为中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呐喊，为《中学语文》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幸与邹贤敏先生共事，我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事关系，对先生在《中学语文》的所忧所虑、所思所感、所作所为较为了解。下面不揣浅陋，试从邹贤敏的几种教育意识这一切口来谈他为《中学语文》所作的贡献。
一是忧患意识。邹贤敏先生是1992年底接任《中学语文》主编之职，虽不能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的确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了很大的风险。在高等师院中文系，语文教育是不太受重视的学科，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时值《中学语文》原主编调任系里工作，编辑部人数由原来的7人，骤减到4人，刊物质量、订数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时接手，情势的确严峻。邹贤敏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而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毕业。他专攻文艺学与美学理论，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密切关注现实，注重对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考察，在文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他以其睿智、锋芒为许多同行所称道。以他的资历与影响，在人过半百的年龄参与到一个并不成熟的领域，这的确需要胆识与勇气。这种胆识与勇气来源于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世纪之交，有许多著名学者加入到语文教育研究的行列中，但在90年代初，是少有如文艺学、美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参与语文教育研究的，而邹贤敏先生就是极少的学者之一。刚接任《中学语文》主编之职，他就重新组阁，将现代文学硕士刘川鄂、古代文学硕士邓长青招入帐下。1993年元旦，他就教改形势以及语文刊物如何提高教师素质，培养学生能力等问题采访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整理后发表在《中学语文》上。他亲自撰写“改版第一炮”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他十分动情地写道：“面对成千上万中学生企盼的眼神，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广大的教师、家长，还有出版界、中语界的同仁，能够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他还非常客观地谈到对应试教育的看法：“高考竞争是客观存在，只是这个竞争不能老停在拼时间、拼汗水的恶性循环的低层次上，而应把复习备考与提高教师素质，培养学生能力有机结合起来，逐步进入高层次的良性循环轨道”。一针见血，眼光独到，抓住了教学改革的本质问题。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不难透视到他内心的焦灼与忧虑以及他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这一时期，邹贤敏先生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深入调研，并虚心求教、广交朋友、发现新人，这为他成为语文教育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本体意识。所谓本体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核心内容。对事物本体的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对象的逻辑前提。经过几年的不断思索，邹贤敏先生对语文教育的本体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997年，他发表了《回归本体，走出困境——谈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论文。他认为：语文教学要走出恶性循环的困境，必须深化教改，回归本体——坚定不移地确立语文作为“基础工具”学科的地位，坚定不移地把提高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怎样才能正确认识与把握语文教学的本体，他认为必须处理好五种关系，即科学性与人文性；语言系统与言语活动；语文活动与语文能力；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语”与“文”。他在每一种关系的具体论述中充满了辨证观与深刻性。“弘扬人文，首先就要认识到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在主张加强人文性的时候，不要忘了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单词既具有公共语言活动所赋予的那种固定的普遍意义，又具有因说话人的个人化使用、解释而作为言语的特定意义。所以，意义是流动的，只存在于语言的应用之中，必须通过‘对话’才能唤醒人对语言的意识，这就决定了不能静止地学习语言，要在运动中，在听说读写的语言实践、语言训练中学习语言。把言语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实践、训练作为学习语言的基本方法。”“工具性是语文教育的底线，丧失这条底线，一切都将缺乏根基”。像这样的论述还有许多，从这些精辟的见解中，可见邹贤敏先生对语文教育的本体问题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思考，他创设了“学习语言”、“语文与生活”等相关拦目，邀约著名的语言学家、作家、特级教师撰稿，提升了刊物的质量与品味，得到了语文界的高度评价。依笔者所见，这些见解与提法，有的与课程标准的观点不谋而合，有的则比课程标准的提法更切实、更实际、更深刻一些。
三是改革意识。如果说从1993
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邹贤敏先生的改革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的反思，具有批判的意义，那么从1995年开始，他对语文教育改革问题的思考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主要考虑的是语文刊物如何服务于语文课程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学语文》编辑部与武汉市中语会共同编辑《单元教案》一书，此书共6册，主要是配合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解读与教学设计，洪镇涛先生与我担任主编，参加撰写者均为武汉市的知名教师。这本书前后加印多次，印数多达20余万册，对教师素质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湖北省语文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还与武汉市教研室合作编写了《语文活动课教材》这在全国也是编辑的最早的活动课教材之一。
邹贤敏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聚焦于特级教师这一群体。他认为：优秀的特级教师身上体现了教改的方向，对他们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可以提高广大教师的素质。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系列。在此之前，已有相关书籍的编写。如何找到切入点，并有所突破，能给广大教师更大的启示，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关键。邹贤敏先生设计颇具创意，内容包括主编手记、教改春秋、夫子自道、答客问难、论著自述、课例评点、评论荟萃、弟子说师、附录几个部分。这套丛书以其编排新颖、可读性强受到了语文界的高度评价。由他执笔的主编手记更是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如“有容乃大”（蔡澄清）“洗尽铅华”（欧阳代娜）“生命之春”（洪镇涛）“京味儿”（宁鸿彬）“智慧之光”（钱梦龙）“挑战自我”（张富）“路在脚下”（洪宗礼）这几篇散文式的评价，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抓住了这些特级教师的主要特征，要言不烦、概括精当、极具功力。如在生命《生命之春》中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语文教改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教材体系的革新层面，那么‘学习语言’论则把语文教改的重心自觉地直接推进本体层面，基本形成了本体论的语文教学新体系的框架。”这既是对洪镇涛先生教学实践的理论提升，同时也融铸着邹先生对语文教改的深度思考。
为推广特级教师的教改经验，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同策划了1995年“特级教师教学艺术演示报告会”，1996年“世纪之交高效语文教学演示报告会”，1997年“语文素质教育教学艺术演示报告会”，在报告会上，特级教师谈理念、谈追求、谈困惑、谈奋斗，并亲自作示范，一时间，引起了语文教师极大兴趣，许多农村教师自费前来听课，不少地市教研室组织教师前往。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以及各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报道大会盛况，这在当时全国语文界来讲也是不多见的。他多次谈到举办报告会的一些想法：现在到处是“歌星”走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就是要推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教星”来，这些默默无闻的教师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2004年，他又编辑了一套《新课标·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共６本。在丛书主编视角中，他撰写三篇长文：《忧患意视，本体视角——重读吕叔湘》、《科学精神，人文情怀——重读叶圣陶》、《现代思维，超前眼光——重读张志公》。他认为：“《语文课程标准》它不仅充分吸取了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而且与国内的语文教育理念与实践有着深刻血缘关系。特别是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２０多年的语文教改，为《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是研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可是说，《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完善和实验、实施的过程，就是对本国优秀的语文教理论与实践不断进行反思与整合从而实现超越的过程。”这些认识，将传统、现代、未来作了整体的辩证思考。目前，我们在实施新课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这些难道不足以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吗?
四是现代意识。邹贤敏先生为人洒脱大度、耿直率性、思维敏锐、眼光超前，又由于他所学专业是文艺学与美学，对于现实的关注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职业本能。因此他在充满激情地关注现实，拥抱时代之时，能够以全方位的心态，收纳新潮，从现代哲学、美学、文艺学、教育学中吸服营养，能在扑朔迷离的应试教育背景下，紧跟改革的步伐，脱离旧套，勇于创新。他所策划的相关活动以及编辑的各类丛书都是教育所关注的焦点、热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具有超前性。他坚信，未来的教育必须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语文教育改革的逻辑前提与终极目标。因此，当刊物面临猛烈地市场冲击之时，他能在求生存、求发展和守护传统、守护人文精神中寻求一种平衡，不向世俗低头，坚持正确的方向，保持刊物的品位。他的这种现代意识是基于对传统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对未来的展望。邹贤敏先生对洪镇涛先生的“学习语言”论是情有独钟，极为推崇的，但他还客观地提出“学习语言”论在理论上存在的不足。他认为：如何批判吸取现代语言学精华，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束缚，使“学习语言”论富有现代内涵，更符合语言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小学生学习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观念还是方法，一定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仅仅回到传统是行不通的。
他的这种现代意识还表现为对新生事物的特有敏感。洪镇涛“学习语言”论的理论突破价值，余映潮“教例品评”的教学实践价值，吴泓老师的“精神与言语共生”的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价值，都是他率先发现并大力予以举荐的。张志公先生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王本华整理出版了张先生的遗著《汉语辞章学》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辞章学所要建构的知识系统是实际运用语言的知识系统，是对语言知识，语言理论和逻辑、修辞等知识、理论中的相关要素的有机综合，虽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门“桥梁性学科”还只是勾画了主要轮廓，但堪称当代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最富学术含量，最具有实践意义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对语言学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必将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些认识，是他对语文教育发展的深层次思考，洞悉敏锐，思维超前，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邹贤敏先生在《中学语文》的十余年中，为刊物的发展殚精竭虑，用尽心思，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不少是具有开创性的。由于编辑工作十分繁杂，他这一时期撰写的语文教研论文并不是太多，但质量相当高。他对问题的敏感及把握，令人诧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或许还不是那些对于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也不是那些对教改方案的设计设想，而是深埋在它们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那个‘认识框架’——立足现实，高瞻未来，勇于创新的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邹贤敏评张志公先生语）这也是我们在解读邹贤敏先生这１０余年来所发表的语文教研论文以及策划组织的相关活动中所深切感受到的。
潘纪平（1954—）湖南宁乡人，198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现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学语文》杂志主编。主要论著《语文教育新论》、《语文审美教育概论》等。曾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邹贤敏（1938.12—）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祖籍湖北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生于湖南常德。1957年从湖南长郡中学毕业，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1965年起在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任教，2000年退休。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1980年代出版论文集《真实性——美学的范畴》，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1990年代撰写《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任《中学语文》主编，出版《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离职后除赏玩奇石、参修族谱，主要整理《西方美学史大纲》，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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